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鹰派人物”，说句实话，是个精通冷战的“鹰派人物”。在我上中学的最后一年，华沙集团宣布成立，同年发生了柏林墙危机。随后几年里，我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爆发了朝鲜战争。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反对苏联。在军队服役期间，我选择了海军，担任了三年的步兵军官。退役后，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在兰德公司从事研究工作。兰德公司是一个非赢利性质的研究机构，主要研究领域是冷战的军事行为。我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遏制苏联的核威胁，因此最希望听到的是，在美国的帮助下，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者在越南失去了领导地位。但是，上校的观点使我确信，美国无法在越南获得胜利。
回到兰德公司后的一个月，私下里和上司交谈时，我提到，我们应该远离越南，停止反叛乱研究，至少停止针对越南的此类研究。我们在那必输无疑，失败的态势根本无法扭转，所有与越南相关的研究只会以失败告终。我们会和几个月前猪湾事件中的工作人员一样，面临同样的厄运。因此我私下里决定，置身事外。
但是肯尼迪政府短期之内并未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从越南回去后的几个星期，由总统高级顾问泰勒·马克斯威尔将军和沃尔特·罗斯托将军率领的白宫代表团，奔赴西贡，为总统评估当前的形势。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有必要向越南派遣地面部队。代表团回国后一个月，白宫宣布扩大对越南的干预。11月中旬，总统肯尼迪不断增加在越的军事工作人员数量，从此在越工作人员数量超过了1954年《日内瓦公约》的最高限度。1961年的最后两个月，总统又把驻越南的军事顾问增加了一倍，同时为越南的部队提供支援：直升机公司以及通讯、交通、后勤补给和情报方面的专家。
我对总统的决定并不感到诧异。令我欣慰的是，与前几周媒体的估测相反，总统并没有派遣地面部队。尽管我认为，扩大干预的程度也是一种错误的举动。（到1963年，总统遇刺时，美国在越南的“顾问”数量已增加到12,000人，同时私下里向越南提供支援，但是仍然没有派遣地面部队）。所有这些征兆都表明，我所惧怕的结果很有可能会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我做出明智的决定，置身事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