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的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风起云涌。从越南返回美国后，跌宕起伏的人生便开始了。
在越南，我经历了短暂希望的幻灭，1967年中期，带回了对越战的置疑。我第一次前往越南时，心头笼罩的悲观情节，就已再次席卷了我。从1964年中期到五角大楼工作的第一年期间，我的悲观情节与日俱增。到1967年，政府中大部分人员中皆存在悲观情节，老百姓可能更是如此。这也是我希望战争结束的总体愿望与政府中的同事和政府组织首次步调一致。尽管他们有些曾在越南服役，有些并未有过服役的经历，但是一致希望美国退出越战。越战时代的政府幕僚，和我一样，全部经历了幻想的破灭，后来都认为越南战争前途黯淡，漫漫无期。我在很多方面跟他们都很相像，在人格和价值方面没有太大出入，一样热衷于冷战，打击共产主义；一样会保守国家秘密；一样会全心全意为总统服务，但是到1968年的时候——可能比这个时间早——所有官员，和我一样，都希望美国退出越战。实际上，这也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何人们在1968年初，春节反攻时就对越战不抱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战争仍持续了几年才结束？
以前我只是一个对国家政策持怀疑态度的幕僚，但最后却竭尽所能，置政府的安全调查于不顾，放弃自己的仕途，以及服务下届总统的机会，心甘情愿地接受铁窗生涯，以促使执政当局停止战争。这种转变的过程就是此书要讲述的中心内容。本书所关注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经历促使我在1969年到1972年鼓起勇气去做这件惊天大事，而按照现在的思维，我自己（或其他人）本应在1964年或是1965年就该采取行动：即直接奔赴国会或诉诸媒体，披露文件的真相。
我们当然可以不负责任地说，当时我还没有这种念头，其他人也没有。但问题是，为什么没有人产生这样的念头？和其他人一样，我对总统的绝对忠诚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对自己的事业充满希望，对自己可以获得内幕信息，可以和当政人士直接接触颇为自豪）。我对总统的绝对忠诚凌驾于宪法之上，凌驾于事实之上，凌驾于美国同胞之上，凌驾于其他人的生命之上。正是美国年轻人置铁窗生涯于不顾，不肯参加这场错误战争的生动写照，激醒了我，鼓励我向着更高层次的忠诚前进，对此我深表感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