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中期开始后的三年内，作为高级公务人员，我协助执行了越南战争。一开始我就认定，越南战争注定要失败。在１964年和1965年为华盛顿高层决策者工作期间，我发现他们正秘密地将我国引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根本就没有胜利的曙光。那时候，我还没有彻底绝望。总统和其他人虽然顾虑重重，可最终战争还是爆发了。从1965年春天到1966年春天，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希望越战可以取得一定的成功，并且也为争取越战胜利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全面开战后，我于1965年中期，自愿作为国务院工作人员，在越南服役。我的工作是评估“绥靖政策”在农村地区的施行程度。
我一直希望越战尽快结束，可是我们出兵印度支那半岛，来达到我国元首的目的，这样做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是否比当年法国的理由要充分？此类问题我以前从未想过。在越南工作的两年中，我亲自接触到了一些越南人，亲身体验到了他们的疾苦。他们和我身边的美国大兵一样，都是血肉之躯；他们和我的双手一样弥足珍贵；凡此种种，都使我无法忍受眼前这场前途暗淡的战争。
因为肝炎，我离开了越南战场，回到了美国。1967年中期，我开始竭尽所能，想方设法地帮助我的祖国脱离越战。在随后的两年之间，作为五角大楼的内幕人员，我向高层官员简要地介绍情况，向总统候选人提供建议，后来，在1969年初期，又帮助当时的国家安全助理亨利·基辛格意识到了战争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向他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希望可以帮助美国摆脱越南战争。但是在后半年，我觉得有必要扩大自己的行动范围。这种想法呼之欲出，于是我随即便终结了自己作为政府幕僚的生涯。
其中的一个行动足以让我失去终身自由。1969年和1970年期间，在我的朋友，前兰德公司同事托尼·拉索的帮助下，我秘密复印了４７册的五角大楼文件。该文件是1945年到1968年美国越战决策研究报告，属于绝密文件。我将复印文件妥善保存，随后转交给了当时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威廉姆·富布赖特。1971年，把复印后的文件转发给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当时，我遇到了史无前例的七项政府指控。可是我没有退缩，随即又将这些复印件转发给了其他的七家报社。所有这些报社，均弃政府权威于不顾，将文件公之于众。
尽管我个人遇到了上述风险，可是我无怨无悔。很快，联邦法院对我提起诉讼。在第二次起诉中，拉索也遇到了同样的指控。最后，我受到12项联邦重罪指控。考虑到以后还会有进一步的审讯，我可能会在监狱中服刑115年。但是，我的做法完全是正确的。披露六位总统曾经保守的秘密，戳穿他们讲述的谎言，对我们的民主制度将会大有裨益。为了我们的民主制度，我甘愿冒此风险。实话实说，也激起了一系列事件。白宫曾试图采取非法手段，希望让我保持缄默，或是让我永远不能说话，不过正是因为白宫的一系列非法手段，法院撤销了对我和同伴的指控。更为重要的是，总统办公室所犯的种种罪行，迫使总统下台，该事件和越战的结束一样意义深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