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文化是爱国的。这是先贤们创办大学的宗旨，同时它也被他们的子孙后代薪火相传，绵延不绝。从鸦片战争后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方器物文明，到康梁维新“当今之学，当以政学为主义”的学习西方制度文明再到创办大学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中国人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但当他们发现以教育为武器可以真正复兴中国，摆脱积弱积贫地位时，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其中，作为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普罗米修斯”。
“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这是京师大学堂首任监督张亨嘉在开学典礼上向京师大学堂学生的训话，这在同时期的其他高校也有类似的表述。不仅是北大，张伯苓先生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而创办的南开大学，马相伯先生为反抗帝国主义殖民教育而成立的复旦大学，孙中山先生为大革命培养知识人才的中山大学，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中国人民大学，培养中国交通人才的上海交通大学以及由留美预备学堂发展而来的清华大学等，都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也正因为如此，爱国就成为中国大学自它诞生之日起的精神品格，内化而成为每一个学校的历史传统，外显而使大学成为学生运动和思想变革的中心。以北大为例，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自它建校起就自觉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北大学生从1903年 “扶阙上书”开展拒俄运动开始，在国家、民族危亡关头总是挺身而出。1915年掀起新文化运动，将“科学”与“民主”传播给千千万万的普通大众，给封建文化以沉重打击，开启了中国现代文艺的大门；1919年的“五四”运动，“内惩国贼，外争国权”，马克思主义诞生并且逐渐流传；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抗日寇”的正义呼声；国共内战时期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沉重打击了国民政府在国统区的统治，加速了中国的解放历程。解放以后，“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仍然是北大校园精神的主心骨，即使在黑白颠倒的“文革”动乱里，也有北大学生据死力争。在20世纪最后20年，北大面对国家发生的重大变革，提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与北大学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一脉相承，成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的最强音。
校园文化又是求知的。大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学生求知、学者研究之所，离开求知的大学将不成其为大学。因为如果在大学中不能求知，如何传播先进的文化，如何继承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成果，如何依靠科学来振兴中华？当年清政府将大学引进中国，就是要以“西艺”来挽救危亡的大清朝和即将亡国灭种的中华民族，而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为首的大学也勇敢地担当起了这一历史使命，培育了一大批民族的精英。因此，当年的学子们都以“科学兴国”为号召，勤勉努力，像海绵一样吸收中西各种知识。陈省身、竺可桢、钱学森、华罗庚等，他们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他们学有所成后，更成为我国相关领域的开拓者和权威，为国家的腾飞、民族的复兴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
